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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集萃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社會促進生產力發展問題的探索及其貢獻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2月25日第541期 作者:朱佳木 點擊數: 時間:2019-03-26
  

    【核心提示】盡管這些活動的具體內容不同,但都圍繞在新形勢下如何保持黨的性質、宗旨和優良作風不變的主題。可見,毛澤東這一思想的意義是十分深遠的,需要我們結合新的情況進一步發揚光大。

  縱觀毛澤東的一生,他對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工業化、現代化基礎之上的觀點從沒有動搖過,他的失誤主要發生在用什么方法促進生產力發展這個問題上。然而,只要實事求是地分析就會看到,即使在這個問題上,他也提出了很多正確主張,對科學社會主義作出了許多重要貢獻。我們要更深刻理解以他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是如何帶領全黨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探索并取得獨創性理論成果的,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又是如何繼承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為什么本質上都是對社會主義的探索實踐,就要把他在這個問題上的正確思想從失誤中區分和剝離出來。

  第一,毛澤東提出,要促進生產力發展,必須繼續變革生產關系、調整上層建筑,依靠和發動群眾,提高人的思想覺悟。他在晚年一個主要的錯誤是,認為階級斗爭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仍然是主要矛盾,并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但他抓階級斗爭的目的不是要放松或放棄生產,而是為著促進生產的發展,即“抓革命,促生產”。實踐說明,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用抓階級斗爭的方法是促進不了生產力發展的。然而,這一觀點所依據的關于社會主義社會仍然要以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為發展動力的理論,則是完全正確的。另外,他也說過,革命不僅指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也指改變生產關系。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就反復強調:“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可見,從這個意義上講,“抓革命”仍然不失為“促生產”的強大動力。事實上,我們今天也在“抓改革,促生產”。

  改革開放后,我們黨否定了毛澤東靠發動群眾運動實現經濟建設高速度的做法,強調搞建設必須遵循客觀經濟規律,但是從來沒有否定過要充分發動群眾、尊重群眾首創精神和調動群眾積極性。相反,鄧小平總是強調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要求全黨無論在建設還是改革中,都要堅持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的方針,運用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

  毛澤東在處理政治與經濟關系的問題上,有過分強調政治的一面。但他主張通過抓思想政治工作和人的覺悟的提高來促進經濟、技術的發展,提倡為人民服務和艱苦奮斗的精神與社會風尚,推動向雷鋒、大慶、大寨等典型的學習,則是正確的和有效的。鄧小平指出:“毛澤東同志說過,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搞社會主義建設,實現四個現代化,同樣要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大大發揚這些精神。”他要求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兩手抓,批評“一手硬、一手軟”的現象,一再告誡全黨:“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可見,在抓經濟建設的同時要不要抓精神、抓思想、抓政治的問題上,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也是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

  第二,毛澤東提出,要促進生產力發展,必須不斷改進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保證黨的各級干部始終以平等態度對待勞動者和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他指出:“所有制改變以后,人們的平等關系不會自然出現的。”“生產關系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分配制度這三個方面。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時期內是有底的……但是,人們在勞動生產和分配中的相互關系,總要不斷地改進,這方面很難說有什么底。”

  毛澤東認為,在我們國家改進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關鍵在于保持黨與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保證黨的干部以平等態度對待人民群眾,并為此提出一年、兩年整一次風;對企業的管理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他說:“這些方面都是屬于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這種關系是改變還是不改變,對于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的影響。”他特別強調防止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官僚化和利用手中權力搞腐化,要求全黨必須徹底破除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以平等態度待人、靠資格和權力吃飯的作風,破除上下級之間的“貓鼠關系”和“父子關系”;“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他還要求廢除阻礙領導人接觸群眾的警衛制度,批評“那些規章制度束縛生產力,制造浪費,制造官僚主義”。

  改革開放后,我們黨一方面糾正過去整風運動中“左”的做法,另一方面繼承、發展毛澤東關于不斷改進勞動生產中人與人關系的思想,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推進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加強黨的自身建設,接連開展黨的思想教育活動,當前仍在進行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盡管這些活動的具體內容不同,但都圍繞在新形勢下如何保持黨的性質、宗旨和優良作風不變的主題。可見,毛澤東這一思想的意義是十分深遠的,需要我們結合新的情況進一步發揚光大。

  第三,毛澤東提出,要促進生產力發展,必須認真解決分配領域中的問題,防止兩極分化,注重共同富裕。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過兩個重要思想,一是消費資料的分配取決于生產資料的分配,即生產資料所有權;二是在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社會,分配只能遵循等價交換的原則,這種平等的權利對不同等的勞動來說是不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權利。對于這些涉及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問題,毛澤東雖然在探索中出現過認識反復和失誤,但由他領導的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不僅在當時促進了國民經濟的發展,而且為改革開放后建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及農村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奠定了制度基礎和物質基礎。

  在分配領域,毛澤東雖然也反對平均主義,但從總體上看,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防止收入差距過大上。他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曾指出,我們國家雖然不富又不強,但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他認為如果只講按勞分配,人們由于先天條件、家庭負擔的差別,久而久之難免兩極分化。20世紀50年代初土改完成后他主張迅速推進農業合作化是出于這個考慮,20世紀60年代初他堅決反對分田單干(即今天所說的包產到戶)同樣是出于這個考慮。他擔心不適當地強調等價交換原則,企業管理者、腦力勞動者相對于體力勞動者在事實上的優勢,有可能漸漸形成一個“貴族階層”,最終導致資本主義制度復辟。他一度提出取消薪金制、恢復供給制是出于這個考慮,晚年提出“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同樣是出于這個考慮。他的這些思考雖然存在理論上的誤區和脫離實際的一面,今天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情況下的收入差距過大也主要不源自按勞分配,但他反復提醒注意等價交換原則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對于我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防止貧富懸殊,卻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糾正了在資產階級權利問題上的認識偏差,克服了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的傾向,提出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的政策,允許和鼓勵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和非勞動收入參與分配。這些政策和制度完全適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的實際,有利于“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但實行過程中,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不同行業和社會階層之間也出現了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反復強調:“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晚年他又指出:“中國搞資本主義行不通,只有搞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社會才能穩定,才能發展。”近些年,黨中央關于效率與公平、先富與共富、資本與勞動相互關系上的提法和相關政策也在不斷變化和調整,黨的十八大更把共同富裕寫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定義。這些都說明,分配上無論平均主義還是差距過大,都是不利于生產力發展的。

  毛澤東在對社會主義社會促進生產力發展方法的探索中,提出和回答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條件或雖有條件但未能很好解決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為鄧小平理論把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的科學水平提供了一定的理論準備和經驗積累。我們應當對他探索取得的經驗和教訓進行認真總結,使其中的正確思想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繼續發揮重要作用。這是對毛澤東誕辰120周年最好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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