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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理論:毛澤東的《共產黨宣言》閱讀史透視

來源: 《現代哲學》2018年第3期 作者:羅建華 點擊數: 時間:2019-03-22
  

馬克思與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不僅是最早被完整地譯介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之一,也是自“五四”時期伊始的毛澤東閱讀史與思想發展軌跡中最不容小覷的影響因素。從毛澤東本人對此書的提及與評論,從其閱讀的總次數與頻率,以及接受此書中的科學方法論之后,從思維方式與實踐范式的格式塔轉變等多個維度加以綜合判斷,該書對毛澤東所構成的影響并不是給他增添幾條結論和原則,而是徹底刷新了他的“三觀”,使毛澤東的知識與思想結構從“混沌”狀態逐漸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主導下變得清晰與簡明,進而使其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最關鍵一環。因此,嚴肅而深入地考察毛澤東對《共產黨宣言》的閱讀歷史,剖析他從此書中所捕獲的馬克思主義的本真精神與科學方法論,是理解毛澤東思想發展史尤其是將其放置于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線索中加以考察時不可或缺的研究域。

 一、回溯與考察:毛澤東閱讀《共產黨宣言》背景與歷程

從清末民初伊始,《共產黨宣言》的部分章節便開始在國內各類報刊上出現,但在“五四”之前找不到毛澤東讀過這些史料的證據,而從“五四”時期開始毛澤東從不同讀物零散地讀取了《共產黨宣言》的不同內容。李大釗于19195月和11月在他主編的《新青年》上發表的長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大量引用了《共產黨宣言》的論斷,并做出嘗試性的詮釋。 自《新青年》創刊以來,在老師楊昌濟的介紹與鼓勵下,毛澤東、蔡和森等人成為這一刊物的熱心讀者,而且深受其影響。據此,大致可以判斷這些重要的論斷便是毛澤東最早接觸的《共產黨宣言》“碎片”。而且,自湖南一師就讀期間開始,對知識如饑似渴的毛澤東在上井岡山之前幾乎從未間斷過對各類報刊的閱讀。因此,毛澤東也很有可能閱讀過在此前成舍我、張聞天、李澤彰所摘譯的內容。盡管毛澤東于19367月回憶并與埃德加·斯諾(EdgarSnow)分享過初次閱讀《共產黨宣言》全譯本的重要經歷,指出在第二次去北京之時閱讀了陳望道的全譯本,而且陳望道后來也曾回憶,說自己所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全譯本于19204月在上海出版,但令人不解的是,這一版本至今未能找到。 眾所周知,時至1920411日,毛澤東便離開北京去了上海。根據現有材料推斷,可以肯定毛澤東的記憶存在些許誤差,他在北京首次閱讀的《共產黨宣言》全譯本應當是由羅章龍等人組建的共產主義研究小組所油印的版本,而陳望道的譯本很可能是后來在上海閱讀的。當然,對毛澤東及中國共產黨人而言,陳望道譯本的影響作用之大是毋庸置疑的。陳望道以日譯本為底本重譯的僅56頁的《共產黨宣言》,被以各種形式反復重印直至1938年,成為中國共產黨員必讀的文獻。在這一時段,由于已明確將自己界定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對《共產黨宣言》的閱讀不再是一種嘗試性的理解與選擇性的閱讀,而是將其視為解決中國革命必不可少的雪中之炭。因而,這種閱讀不再是一種單純的理論吸納活動,而是充分結合現實革命實踐,使這一文本與中國革命實踐實現超時空“對話”。早在1939年底,毛澤東自己就說,對《共產黨宣言》的閱讀已經不下一百遍,更重要的是在后來的幾十年里,他仍舊每年都讀此書很多遍。19431214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高級干部學習黨的路線問題,決定在未來的半年時間里親自率領中共中央高層領導學習6本馬列經典著作,其中1本便是《共產黨宣言》。延安時期是中共以馬克思主義理論重塑黨的干部隊伍的重要時期,也是毛澤東本人閱讀馬列經典著作的重要時段。這一時期毛澤東力圖使馬列經典從黨員干部擴散到廣大人民群眾,使這種理論真正起作用于群眾,成為群眾奮起反抗的精神動力源泉和進行自我改造的科學方法論武器。更為有趣的是,從1954年秋天起,毛澤東下定決心重新開始學英語,而學英語比較好的辦法無疑是找準興奮點,閱讀自己感興趣的英文材料,因此他選擇了馬列經典著作的英文本,第一本就是《共產黨宣言》。相對而言,此書的文字比較艱深,而且英文版的生字比較多,對未曾留洋亦未曾接受過專門的英語閱讀技能訓練的毛澤東而言,顯然有不少閱讀障礙。但是,他以超乎常人的毅力攻克了這一困難。在他所讀的《共產黨宣言》英譯本上,從第一頁到最后一頁,作了大量詳細的批注,而且每次重讀都會補注一次。

 可見,毛澤東對《共產黨宣言》有很深厚的情感,甚至能用如醉如癡來形容。而毛澤東對此書鍥而不舍的閱讀,彰顯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思想理論資源的青睞,呈現出他無比強烈的求知欲望,以及對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持之以恒地加以學習并運用的進取與拼搏精神。在1955321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開幕詞》中,毛澤東引用《共產黨宣言》中的“共產黨認為隱秘自己的觀點與意圖是可恥的事”這一著名論斷,警示黨員干部防止分裂主義入侵黨內搞陰謀活動。此時,對“高饒事件”的處理已到最后的定性與處理階段。19581月,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華東四省一市黨委第一書記會議時說:以后翻譯的書,沒有序言不出版;初版要有序言,二版修改也要有序言,還提到《共產黨宣言》有諸多序言。196483日,毛澤東批示其秘書林克:“要找一部《共產黨宣言》,一部列寧論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都要是新出大字本的。” 此時的毛澤東,仍然十分渴望在經典著作《共產黨宣言》中獲取豐富營養。

 二、透視與重釋:毛澤東對《共產黨宣言》的深層理論解讀

 

自從“五四”時期初次接觸《共產黨宣言》后,這一文本便深刻影響了毛澤東對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理解與接納,這種影響貫穿于整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然而,止步于對這一經典文本的巨大作用的簡單肯定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對毛澤東究竟從此書中讀出哪些思想理論的問題嚴加探討。縱觀毛澤東的《共產黨宣言》閱讀歷史,其階級斗爭理論的生成、階級分析方法的建構、獨立自主的精神與自由的個性、改造世界的意識與思想,以及對理論體系建構的長期性的認識等,都與此經典著作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階級斗爭理論

毛澤東階級斗爭理論雛形的建構得益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對階級斗爭的論述。此書開門見山地提出“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的論斷,明確指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同樣是不可避免的”。毛澤東說,讀了它“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由此可以判斷,一方面,1920年的毛澤東并未讀過恩格斯于1888年為《共產黨宣言》所寫的序言,因為在這個序言中恩格斯已經糾正了之前的錯誤判斷;另一方面,《共產黨宣言》雖不是單純論述階級斗爭的文本,但毛澤東在最初讀此著作時,對階級斗爭的必要性及其實現路徑的闡述較為敏感。在1920前后所閱讀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中,毛澤東說“我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斗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斗爭”。重要的是,這種對理論的選擇性吸收并不是出自一種感性判斷與純粹的個性化沖動,也不是只抓住文本的只言片語不放,而是深刻結合了當時的宏觀歷史境遇和政治背景。正如埃德加·斯諾所言:“馬克思主義雖然是他思想的核心,但據我的推想,階級仇恨對他們來說大概基本上是他的哲學體系中的一種理性的產物,而不是本能的沖動。” 隨著帝國主義以各種形式強行入侵,在全國各地大量掠奪經濟社會發展資源,極大壓縮了中華民族的生存空間,面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勢力奮起一搏就成了中華民族重獲生存空間的唯一路徑。《共產黨宣言》中的階級斗爭理論維度,恰好契合了當時中國革命一觸即發的特定歷史境遇,滿足了中華民族對科學革命理論如久旱等雨一般的渴求。對毛澤東而言,階級斗爭理論并不是一種短暫的啟蒙,而是滲透到他長期的實踐活動中,對他的理論與實踐構成深層的持續性影響。毛澤東曾說:“我在寫《新民主主義論》時,《共產黨宣言》就翻閱過多次。”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提出極具號召力的響亮政治口號:“建立一個新中國。” 這個新中國必須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維度上,都實質性地異質于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是必須通過階級斗爭將舊世界迅速打破后才有可能建立的嶄新國度。因此,直至20世紀40年代,《共產黨宣言》所蘊含的階級斗爭理論對毛澤東的影響并未消退,甚至延續至毛澤東晚年。當然,馬克思、恩格斯的階級斗爭理論對晚年毛澤東所帶來的影響并不全部是積極的。1966112日上午,毛澤東在武昌東湖客舍聽取陶鑄等人匯報工作時說道:還是《共產黨宣言》上說得對,在階級社會里,一切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 需要注意的是,這些論斷本身沒有明顯漏洞,問題主要在于究竟如何進行政治斗爭以及如何把握階級斗爭的限度等問題。

 ()階級分析方法

毛澤東在讀了《共產黨宣言》《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史》等著作后,才“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在隱藏于《共產黨宣言》的各種方法論中,長期占據毛澤東思想與認識結構主導位置的顯然是階級分析方法。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該書中以極為嚴謹的方式闡釋了這一方法:多重復雜交織的階級矛盾在資本主義到來后,被強行撕裂為兩股絕對對立的力量,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種對各階級的深入分析以及對無產階級巨大革命力量的充分肯定,極大地吸引了毛澤東的注意力。對毛澤東而言,階級分析方法不僅是一種呈現客觀存在的階級矛盾的方法,而且具有更為深廣的認識論意蘊。在40年代初期,他根據當時具體的歷史情境得出基本結論:階級分析方法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的方法”。易言之,在毛澤東看來,階級分析方法是了解真實現實以做到實事求是的基本路徑。對于毛澤東與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方法,國外學者大多根據在階級斗爭具體實現路徑層面的區別而強調兩者的差異性,而不注重剖析兩者的內在理論邏輯連續性。譬如,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Meisner)認為,根據對《共產黨宣言》的深入解讀能夠發現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懷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普遍勝利是現代歷史發展的必然”,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對人類社會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轉變過程的論述與剖析中,并沒有將農民視為一種具有獨立性的創造力量加以描述和闡明;而毛澤東卻從理論與實踐雙重維度上,對潛藏于農民階級的創造性與革命力量給予極大肯定。這里,邁斯納的潛臺詞是,毛澤東對《共產黨宣言》進行了一種“擴張式解讀”。然而,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分析的是歐洲的階級狀況以及演變歷程,而毛澤東則是根據中國實際做出了相應的從具體結論意義上不同于馬克思、恩格斯的客觀分析。因此,僅對理論的具體論斷加以對照,便武斷地拋出結論的研究模式顯然是不合適的。在20世紀40年代初期,毛澤東曾斬釘截鐵地強調,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毛澤東之所以如此看重群眾,不僅是出于救民于水火的熱心腸,也不再是像青年時期那種簡單的“圣賢救世”思想的呈現,而是基于群眾史觀的深層滋養,強調潛藏于人民群眾之中的革命力量之巨大是無可比擬的,是少量知識精英所不能夠取代的。經過對中國革命斗爭現狀的不斷考察,毛澤東發現中國的農民由于常年備受封建地主、民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多重壓迫與剝削,擁有的革命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農民階級從數量上看比工人階級具有顯著優勢。因此,必須以科學的方式積極發動農民階級這一強大革命主體,而不是將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工人階級。然而,事情并沒有如此簡單,因為農民具有兩重性。19591217日下午,毛澤東在與黨內理論家們一同閱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農民具有兩重性,這是馬克思主義歷來的觀點;《共產黨宣言》對這個問題寫得蹩腳一點,列寧把這個問題寫明確了,斯大林具體化了。從對《共產黨宣言》中的具體論述的點評能夠看出,毛澤東明顯意識到對經典著作的閱讀必須勇于超越具體結論。

()獨立、自由與個性思想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用慷慨激昂的文字對獨立性、個性與自由加以肯定和宣揚。此著作本身就是為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的綱領,其性質與理論目的內在地決定了它必須具備極強的革命號召力。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資本主義“把人的個人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它把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都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來代替了”。資本主義將封建等級制度與觀念夷平的同時也將人的尊嚴與自由抹殺了,在超越封建主義弊病后又不可避免地在其內部產生巨大的自身不可調和的矛盾,這種矛盾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漸具體地表現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絕對對立,因而革命無可避免。只有通過革命方能摧毀阻礙無產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獨立性、個性與自由的機制,也只有通過革命無產階級才能夠祛除自身所具有的諸多詬病,最后獲得真正意義上的獨立性、自主性、個性和自由。因此,“代替那存在著各種階級以及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一個以各個人自由發展為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聯合體”。在“后資本主義社會”里,人將獲得自由、充分、全面的發展的資格,也就意味著人的獨立性與自主性不再受壓制,人的個性亦將得以張揚。毛澤東在《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中第十一部分討論的是黨性與個性問題,其中明確地指出,關于獨立、自由與個性的問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里講得很清楚”。通過對《共產黨宣言》的深入閱讀,毛澤東捕捉到一個重要的信息:“在資產階級社會里,資本擁有獨立性和個性,而勞動的個體卻被剝奪了獨立性和個性。”憑借對中國歷史的掌握,并以馬克思主義科學方法論—唯物辯證法加以分析,毛澤東得出結論:在中國的封建社會,由于財產被地主階級所強行占有,地主階級擁有一定的獨立性、個性和自由,卻削弱甚至取消了廣大人民群眾擁有獨立性、個性和自由的資格。因此,之所以要將農民和工人組織起來,正是要帶領他們一同追求本該屬于他們的獨立、個性與自由,或者說,通過革命將被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所壟斷的獨立、自由與個性歸還人民群眾。但是,毛澤東并不是在含義完全不變的情況下沿用這些概念,而是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例如說“有兩種個性,即創造性的個性和破壞性的個性”。在他看來,能獨立工作甚至有能力創造和發明世上本不存在的器物,又能本著集體主義精神服從黨的統一領導和指揮的人,以及既不隨聲附和又與盲動主義保持距離的人,才真正擁有創造性的個性;而破壞性的個性主要指只為理論表述上的標新立異、搶人眼球而生造理論概念與框架的行為,以及視個人利益為主要實踐目標而不顧及集體利益與長遠發展的鼠目寸光的個人主義。當然,獨立、個性與自由本身既是實現無產階級乃至全人類福祉的手段,又是無產階級需要通過革命實踐方能夠實現的目標,那么對獨立、個性與自由的獲取就沒有“完成時”,而是永遠處于“進行時”。

 ()改造世界的雙重維度

關于真正的哲學家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當以改變世界為己任的論斷,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一文中就已明確指出過。這一論斷被譽為馬克思的哲學宣言和“新哲學”的萌芽與誕生,也有學者稱之為“第十一論綱”。當然,馬克思在此文中并未對改變世界的具體路徑詳加討論。但是,《共產黨宣言》則不同,它本身就是為發動群眾以改變世界而精心撰寫的革命行動綱領。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對理論掌握群眾以改造世界的必然性的論證是逐層推進的。首先,積極肯定資本主義相對于封建主義所具有的進步性與必然性,同時指出資產階級對世界的前所未有的改造力度。毛澤東在《唯心史觀的破產》一文中提到,《共產黨宣言》所指出的西方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改造世界。 他進一步指出,由于西方國家的“新思想”的侵入以摧枯拉朽的力量強行將軟弱無力的封建主義思想大廈大規模地敲碎,中國在產生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同時,也使農民破產而成為“半無產階級”。資本主義的到來,給予世界一次巨大的改造,這一浩浩蕩蕩的潮流是無可抵擋的。可是,資本主義在其誕生之初便埋下了禍根: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和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決定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是不可調和的,是無法在自身體制之內完成自我更新的,因此需要依靠外界力量對其進行“外科手術”。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在徹底改造了封建社會乃至全世界之后,自身又不可避免地要接受無產階級革命的改造。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的終極旨趣是全人類的福祉,要解放全人類就必依靠工人階級潛在革命力量的釋放。但是,他們的理論分析并不是一開始就站在全人類的立場上展開,而是將自己置于無產階級一邊,因為站在全人類的立場就等于沒有立場、沒有明確的敵友,其理論也就不可能具有革命性。毛澤東在《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中指出:“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是放手發動群眾的方針。” 在毛澤東的理論語境中,“群眾”一詞有著特殊的政治意蘊,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夠囊括于其中,而是有所特指,諸如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和部分民族資產階級被排除在這一概念之外,其基本含義與馬克思所言的“無產階級”的概念雖有差異卻較為接近。易言之,毛澤東認為要改造世界就必須發動備受壓迫、多災多難的人民群眾,而這種思路與靈感恰恰是《共產黨宣言》給予的。但是,毛澤東并不滿足于該著作所提供的改造世界的基本思路與理論靈感,而是大膽地對其加以推進和發展,首次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提出改造主觀世界的命題。毛澤東在其最重要的哲學著作《實踐論》中曾明確指出,改造世界應當“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聯系”。至此,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關于改造世界的理論,就有了改造主觀世界與改造客觀世界兩個重要的維度。

()理論體系建構的歷史性

科學理論體系的建構必定建立在理論主體對客觀世界的真理性認識基礎上,而理論主體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必然需要一個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由淺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的長期過程。

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活動之所以必定需要一個長期過程,取決于兩個維度:第一,客觀事物的本質呈現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中逐步展現的;第二,主體認識能力的相對有限性,決定了主體對客觀世界的認識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不斷累加和拓展。具體到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認識,最初是發軔于感性認識,是基于自發性的斗爭實踐所產生的粗淺認識,以及基于這樣的認識而進行的情緒化的破壞行動。《共產黨宣言》的誕生,顯然是對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本質認識的一次重大飛躍,但它卻仍不是關于這一問題的最終答案。實際上,此著作的重要性更多地表現為它為資本主義本質的研究破了題,并開了方法論意義上的先河。1957310日,毛澤東在《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中談到:“一八四八年《共產黨宣言》出版,只是馬克思主義體系形成的開始,還不是馬克思主義體系的完成。”無論毛澤東是否在此前已認識到《共產黨宣言》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發展線索中仍處于非完整階段,可以肯定的是他在此前并未對這一問題表過態,而此時他明確指出它的未完成性,加之1959年所謂的“蹩腳一點”的評論,足見毛澤東已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一種理論體系建構的歷史性與過程性。這種對經典著作的點評,從側面彰顯了毛澤東的去權威情結與傾向。如若認識不到經典著作的未完成性,對其內在的缺陷與不足不夠重視,極容易澆灌出教條主義。這些認識無疑是正確的,甚至是在馬克思主義發展歷程中不斷突破已經有具體結論與論斷,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豐富與發展的根本前提。關鍵在于,毛澤東此時對這一問題的強調并非純粹出于理論問題的探索,而是與其政治實踐密切相關。正因為認識主體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具有過程性,理論體系的建構具有歷史性,所以對階級分析方法以及階級斗爭的具體實現路徑的探索亦不是在馬克思、恩格斯那里就已完結,而是需要繼續在實踐中不斷加以探究。由此,“不斷革命”理論以及讓人民群眾在斗爭中實現自我教育、自我鍛煉和自我提升的思想便可獲得一種理論支撐。當然,毛澤東的“不斷革命”理論不僅僅源自這一特定的理論源泉,也源自他對官僚機制以及由此滋生的腐敗現象和兩極分化問題的一種抗拒,源自對黃炎培所提出的“周期率”的擔憂和對跳出“怪圈”的激進實踐嘗試。它所涉及的問題以及導致的實踐失誤與教訓無疑都已成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資源。

 三、再思與評價:毛澤東研讀《共產黨宣言》旅程的當代啟示

 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永遠無法完結的重大課題,由此延伸出來的課題便是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問題。在當今社會主義建設中,毛澤東對《共產黨宣言》的閱讀史,無疑能給我們提供深刻的啟迪。

()研讀經典文獻:掌握馬克思主義科學方法論的重要路徑

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關鍵不是將具體論斷爛熟于心而是要掌握其中的科學方法論,這并不是后來的繼承者們在長期的理論文本閱讀與學習中總結出來的,而是在理論體系創建者那里就已明確了的。恩格斯在《致威·桑巴特》中指出:“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 馬克思的理論給我們提供的不是現成的具體結論與原則,而是構筑了進一步深入探索和研究的嶄新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和探討使用的科學方法。因此,對于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具體論斷,必須不斷將其放入生動具體的實踐加以重新理解,在與實踐的科學結合中賦予原有理論更加旺盛的生命力。不僅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需要破除教條主義的束縛與制約,而且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過程本身就需要一種去教條和反教條的思路。列寧曾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者從馬克思的理論中,無疑地只是借用了寶貴的方法。”這一論斷不僅是對恩格斯的提示性的話語的延續,更是基于對自身所積極倡導并參與的革命實踐的深刻總結與提煉。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的生成,最重要的是基于對社會現實的考察與認識,但亦不可否認其基于對理論文本的解讀與批評而建構全新理論體系的維度。對于列寧而言,對前人的理論文本的批判即使能使自己的理論邏輯思維得到鍛煉和提升,也不足以促成自己對現實問題的科學洞見。對于復雜的社會現實實踐而言,生硬、干癟的理論結論是沒有力量的,現實實踐需要的是能夠正確引導實踐主體以解決實際問題的科學方法。無論是恩格斯還是列寧,都極力強調對方法論的掌握與運用不是建立在對經典文本的忽視乃至舍棄基礎之上,相反,必須將大量閱讀經典文獻視為掌握科學方法論的根本路徑。正如毛澤東所言:“讀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于應用,要應用就要經常讀,重點讀些馬列主義經典著作。” 只有深入研讀經典文獻,才能準確理解與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精髓。

 ()結合現實實踐:理解馬克思主義本真精神的必經通道

純粹的理論文本解讀工作是相對容易的,這需要的主要是在基本的理論邏輯指引下所構筑的理解能力與想象能力,而對現實實踐的關照則是復雜多變的,時常是布滿荊棘的。毛澤東并不懂德語、俄語或日語,他閱讀馬列經典著作主要是中譯本以及少量的英文版。可是,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卻不亞于黨內那些懂得德語、俄語或日語的理論家們,甚至很快就超越了他們。主要原因在于毛澤東能順利地越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經典文本和蘇聯教科書的理論話語表層結構,敏銳而深刻地洞見隱藏于其中的本真革命精神、哲學思想精髓與科學方法論。毛澤東為何會具備如此超乎常人的本領?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能將經典文本置于中國革命實踐中加以把握,又運用經典文本中的思想與方法對現實的革命斗爭實踐加以分析,使理論文本與現實實踐形成互動,并在這種互動中生成無與倫比的革命斗爭智慧。毛澤東曾斬釘截鐵地說:“書齋中不能發展理論。”他甚至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明確強調:離開實際調查的結果只能是產生機會主義或者盲動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拒斥隔岸觀火式的理論思辨,而力圖扮演一個革命與建設理論的踐行者角色。之所以必須結合現實實踐才能夠正確理解和精準把握馬克思主義的本真精神,歸根結底,是由于馬克思主義本身所具有的突出的實踐性。首先,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始人在進行理論體系建構的過程中就十分注重對社會現實的關注,尤其是其中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它的建構是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加以深入考察和深刻透視基礎上,揭露長期被“公平交易”外衣所掩蓋和遮蔽的資產階級剝削工人的真正秘密,解開資本主義自身無法調和的內在矛盾的謎題。其次,馬克思明確指出自己的一切理論皆不是以解釋世界而是以改變世界為終極目標,那么這種理論就必須以科學的方式積極掌握人民群眾這一歷史的真正創造主體。

()超越具體論斷: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內在規定性

超越經典文獻中的具體論斷、理論話語和表層敘事邏輯,深究暗藏于其中的科學方法論要素,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必然要求和內在規定性。正如恩格斯所言:“我們的理論是發展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并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 可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創建之初,其創建者便已明確強調其理論提供的不是需要加以頂禮膜拜和嚴格遵從的“圣旨”,不是用于束縛復雜易變的實踐的教條,對理論文本的解讀也不應是非反思的死記硬背,而應當帶著批判的眼光歷史地加以審視和剖析。可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歷史進程中,迷戀具體結論以至于出現對理論創建者猶如偶像崇拜一般的情緒化贊揚和吹捧的現象卻屢見不鮮。可以說,對具體論斷的教條主義式的迷信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并不亞于其他領域,這無疑是當今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者們必須深究的課題。問題顯然不在于經典文本本身,而是出在閱讀主體對文本的閱讀方式上。毛澤東明確指出的,教條主義不是來自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著作,而是來自對經典著作的誤讀與誤判。對經典文獻的研讀不能是對詞句換一種表述方式進行簡單解釋,而是需要深入到其內在理論邏輯線索,超越具體結論與論斷的束縛與規約。盧卡奇也指出:“馬克思主義問題中的正統僅僅是指方法。” 因此,馬克思主義理論內在連續性的保障機制不是產生于對具體結論的頑固堅守,而是在于掌握其中的科學方法。易言之,對具體論斷的大膽超越不僅是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內在要求,也是對馬克思主義加以精準運用的根本前提,是從根本上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本質要求和內在規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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