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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對外開放”思想及其意義

來源: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11期 作者:傅朝鼎 點擊數: 時間:2017-05-16
  

【摘要】 作為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形成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特別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后期,發展于社會主義時期的毛澤東的對外開放思想,具有豐富而深刻的內容,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而且是指導我國新時期對外開放政策的基本理論依據。 

【關鍵詞】 毛澤東 對外開放 改革 工業化

 

    在中國共產黨內,毛澤東是提出和力主對外開放的第一人,也是急于敞開國門、走向世界的第一人,是我國“對外開放”事業的開拓者與奠基人。毛澤東有關“對外開放”的一系列理論與實踐,是十分豐富的,只是由于受各種客觀和主觀條件的限制,毛澤東的“對外開放”思想以及愿望并沒有完全變成現實。而且,由于種種原因,多年來,毛澤東的“對外開放’,思想也一直沒有引起人們應有的重視和深入發掘。本文試圖對毛澤東有關“對外開放”方面的豐富思想進行一些發掘、歸納和整理,以期我們能更加明確毛澤東與我國“對外開放”事業的內在關系。

    一、毛澤東的“對外開放”思想,為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制訂和實施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作為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的“對外開放”思想形成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特別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后期,發展于社會主義時期。

    早在19367月,毛澤東在與埃德加。斯諾的談話中,就首次闡明了戰后“中華蘇維埃政府”在外資、外貿和外債方面的開放政策。19415月,經他修改和補充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又規定:“在尊重中國主權與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則下,允許任何外國人到邊區游歷、參加抗日工作或在邊區進行實業文化與宗教的活動。”19448月,毛澤東在同美國駐華外交官謝偉思的談話中說:“中國戰后最急需的是發展經濟。但缺乏獨立發展經濟所必要的資本主義基礎。她自己的生活水平是如此之低,不能再進一步壓低來提供所需的資本……美國不僅是援助中國發展經濟的最適當國家,它也是能夠充分參加中國發展經濟的僅有國家”。19454月,在黨的“七大”報告中,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將來的新民主主義中國,將在平等互利的原則上發展對外貿易和吸收外資,以促進中國的工業化。19493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明確地指出:“關于同外國人做生意,那是沒有問題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現在已經開始做,幾個資本

主義國家的商人正在競爭。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i4]以后,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文中,毛澤東再次提出了要和外國人做生意的問題。正是在這些思想指導下,19499月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57條中,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礎上,與各外國的政府和人民恢復并發展通商貿易關系”。所有這些都充分說明: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是堅決主張“內外交流”和“對外開放”的,它標志著毛澤東“對外開放’,思想已基本確立。

    在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以及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在不同場合又再三強調了“對外開放”的重要性。

    19503月,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看到國內有些人對中蘇兩國合資興辦企業一事不理解的現象時指出:“為了利用外國資本主義以促進中國的工業化,某些事業和外資合營及成立這種股份公司甚為必要,不獨和蘇聯,和各新民主主義國家,甚至和資本主義國家還可能在適當的條件下訂立這種合營合同甚至租讓合同”。根據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指示精神,同年41日,《人民日報》專門為此發表社論指出,在目前我國經濟落后、資金嚴重不足的情況下,“以吸收外國資本主義在平等互利的條件下參加我國的經濟建設事業,就有了它的重要性。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為了探索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毛澤東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寫成并發表了《論十大關系》。其中,在論述我國的對外關系時,他不僅首次充分肯定了“向外國學習”的口號,而且明確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一面。……對外國科學、技術、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說的對外國東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都

對我們的事業不利”。緊接著,在黨的“八大”上,毛澤東重申:“要善于向世界各國人民學習,……國無論大小,都各有長處和短處”。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中,他再次強調:“一切國家的好經驗我們都要學,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這一點是肯定的”,“學習的時候要用腦筋想一下,學習那些和我國情況相符合的東西,即吸取對我們有用的經驗,我們需要的是這樣一種態度”。很顯然,從50年代后半期起,毛澤東已經把“向外國學習”、實行“對外開放”作為搞好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所必須處理好的十大關系之一了。

雖然當時并沒明確使用“對外開放”這個詞,但“要搞建設,就既要有自己本民族的特色,又要善于吸收和學習一切民族的好經驗、好做法”這個思想是十分明確的,這標志著毛澤東“對外開放’,思想已趨成熟和完善,奠定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對外開放”政策的基石。

    綜合毛澤東關于“對外開放”的各種論述,總體說來,毛澤東形成于新民主主義時期成熟于社會主義時期的“對外開放’,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對外開放是中國實現工業化的必要條件,我們應當不受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的束縛,根據具體的客觀國際環境,來選擇最適宜與我們進行經濟合作的國家。早在1945年,毛澤東在與謝偉思的談話中就說過:“美國不但是援助中國經濟發展的最適宜的國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國家。這表明,在當時,毛澤東及黨中央對于爭取外資合作所進行的選擇,不是從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出發,而是從中國建設的實際和客觀的國際環境出發的。如果從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著眼,中國共產黨應該是爭取社會主義蘇聯的援助和合作。然而,毛澤東之所以把美國看作是“援助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合宜”而且“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國家”,這除了毛澤東一貫的“從實際出發”的指導思想和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束縛的思想解放以外,當時他還考慮到了與中國革命和建設密切相關的若干因素。毛澤東這種不唯政治制度、不唯意識形態、而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工業化)的對外開放的戰略思想,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尤其是在我們今

天已經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大踏步、全方位地走向世界的時候,毛澤東的這些思想就尤顯出其光輝。

    第二、新中國的對外開放,必須是建立在與各國互相尊重和平等的基礎上的對外開放;只有在這種基礎上,才能實現更大規模的對外開放。毛澤東指出:在中國近代史上,在外國帝國主義的“壓制”下,“中國人民的生產力過去幾乎連動都沒有動”,“外國資本給群眾帶來很少好處,或者根本沒有好處。”因此,中國只有真正贏得了獨立,它的經濟才能夠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只有在這種條件下,中國的對外貿易才能夠有更大的發展;也只有在這種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使大量的外資、外債用于大規模地發展生產事業,從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獨立自主、平等互利,這是實現更大規模的對外開放的基本條件。只要是在這個條件下,放手吸引外資、擴大貿易,就只有好處,沒有壞處。毛澤東在考慮對外開放時,從不是就開放而開放。他堅持的是,對外開放必須是有助于中國工業化和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必須是有助于中國廣大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須是有助于整個國家國力提高和更加獨立自主的。他強調的把對外開放和獨立自主兩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對外開放思想,在今天也完全是正確的。

    第三、對外開放必須以對內改革為前提;只有實行了徹底的國內改革,才會有更大規模的對外開放。關于這一問題,毛澤東在“七大”政治報告中,曾經有過很明確的闡述。他指出:“對于中國人民與外國人民都有利的事業,是中國在得到一個鞏固的國內和平與國際和平,得到一個徹底的政治改革與土地改革之后,能夠蓬蓬勃勃地發展大規模的輕重工業與近代化的農業。在這個基礎上,外國投資的容納量將是非常廣大的。一個政治上倒退與經濟上貧困的中國,則不但對于中國人民非常不利,對于外國人民也是不利的。”新時期我國把改革、開放定為我們的基本國策,一方面對內進行經濟、政治體制的全面而深刻的改革,鄧小平甚至把這種改革提到“革命”的高度來看,稱其為我國的“第二次革命”;另一方面,我國的對外開放也從點到線到面最后到全面開放。改革和開放成為了我國新時期社會經濟建設與發展的不可或缺的“兩翼”,而它們都是為“經濟建設”這一中心任務服務的,是實現國家的現代化目標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和前提。可以說,新時期黨的基本路線在根本意義上體現了毛澤東前面所講的這些思想,這也反過來說明了毛澤東關于對內的深刻改革和對外的大規模開放相互關系的思想是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的。

    二、我國現行的“對外開放”政策,是毛澤東時代一系列外交政策合理而必然的發展結果

    毛澤東的“對外開放”思想為新時期的對外開放奠定了理論基礎;同時,毛澤東時代的一系列相關的實踐、特別是對外關系的實踐,也為新時期的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奠定了實踐基礎。任何政策都有它的延續性和繼承性,我國現行的“對外開放”政策,是在過去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基礎上,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一步一步地發展過來的。沒有第一代領導人為我國創造的各種國際國內條件,就不可能有今天第二代、第三代領導人所開創的“對外開放”的嶄新局面。大體上說,新中國的外交政策經歷了50年代初的“一邊倒”, 50年代末的“兩個拳頭打人”, 60年代末的“一條線、一大片”和80年代的“全方位對外開放”四個階段。前三階段,都是由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

    新中國解放前夜提出了“一邊倒”的外交政策。由于當時國際上已形成兩大相互對抗的陣營,即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從當時中國的處境上說,中國只有“一邊倒”向蘇聯,向蘇東開放,與社會主義國家發展政治、經濟合作關系,才能使新中國免遭孤立。但從毛澤東本意來講,政治上向蘇聯“一邊倒”,并不是經濟上與資本主義國家不發展關系。毛澤東曾明確表示過:“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并且在實踐上為此而做過多方面努力。可見,對毛澤東來說,政治上的“一邊倒”,并不是經濟上的“閉關鎖國’,;強調“自力更生”,也不是不要“爭取外援”。

50年代末提出了“兩個拳頭打人”的外交政策,即“既反帝又反修”,既反美又反蘇。從50年代后期開始,蘇聯逐步走上大國沙文主義的道路,即用犧牲他國的利益來換取本國的利益,不斷干涉兄弟黨和國家的內政,用各種手段卡我們的脖子讓我們聽它指揮。毛澤東為了維護我國的民族利益,不怕蘇聯施壓,堅持頂住,堅決反對蘇聯的大國主義政策。這時的美國也并沒有放棄原來“反共反華”的立場,中美兩國仍然敵對。形勢迫使我們不得不“既反美又反蘇”。但是,即使是這樣,毛澤東也一直堅持與各國發展政治、經貿和外交關系,只是從這時起更加強調必須把與各國發展關系建立在“自力更生”基礎上。指出:“革命是自主,建設也是自主。當然不是不要國際援助,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既反美又反蘇”以及“自力更生為主”的方針,在客觀上提高了中國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國際社會出現了“美蘇中”三足鼎立之勢;同時,我國的經濟建設盡管受到了不利影響,但仍然取得了較大成就。

    60年代末開始提出了“一條線,一大片”的外交政策。從1969年開始,因中蘇交惡,中國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夾縫中生存、發展。一方面通過“獨立自主”,我國的經濟建設雖走過彎路,出現過挫折,且國內動亂,但綜合國力仍有較大增強。另一方面,隨著中蘇關系的緊張,蘇聯在中蘇邊境不斷增兵,從戰備上呈現出對我國包圍的態勢,形勢一度十分嚴峻。據此,毛澤東認為,蘇聯是當時世界最危險的敵人,需要“聯美反蘇”。加上這時的美國在封鎖、扼殺我國的陰謀破產后,從其自身利益考慮也需要打“中國牌”壓蘇聯,以鉗制蘇聯在與美國爭霸中咄咄逼人的勢頭。在這種情況下,中美關系松動、中日建交,隨后毛澤東提出了“一條線,一大片”政策,即側重反蘇。雖然從主觀上講,毛澤東“一條線,一大片”的外交政策是著重從政治和外交上考慮的但客觀上卻為中國“對外開放”打開了大門。從此以后,在國際社會中,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矛盾和

對立逐漸被國家和民族利益的矛盾所取代,從而為中國“走向世界”、“全國開放”,提供了良好機遇、創造了和平的國際環境。但恰在這時毛澤東去世,之后經過兩年左右的徘徊,“三中全會”以后又經過了約兩、三年反復周密思索,鄧小平等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順應形勢,從1981年開始對我國外交政策進行了第四次重大調整。從此,中國逐步進入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新階段。

    從新中國外交政策演化的基本歷程我們可以看出,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制訂和實施,是在前三次外交政策調整的基礎上進行的,而每次對外政策的調整又都是世界形勢發展的需要和結果。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我們現在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有好多條件,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沒有,現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據現在的條件思考問題,下決心,很多問題就提不出來,解決不了。比如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我們也想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系,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等。但是那時候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經過幾年的努力,有了今天這樣的,比過去好得多的國際條件,使我們能夠吸收國際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吸收他們的資金。這是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所沒有的條件。; I to]正是有了前三次對外政策調整,才有了今天的“對外開放”。現行的“對外開放”是前三次對外政策調整、發展的合乎邏輯的結果。

總之,毛澤東在不同時期,在思想上、實踐上以及在具體的外交政策上,為我國實現“對外開放”進行了大量積極而可貴的探索和努力,這為我國后來多層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格局的形成與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論和必要的物質基礎,并創造了良好的國際條件。只是由于受諸多條件的限制,毛澤東在世時我國“對外開放”的范圍和規模,還遠無法與現在相比,中國“對外開放”的新局面還沒能形成。只有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我國第二代領導人的領導下,我國全面實行“對外開放”的主觀條件和外部環境才更趨成熟,使我國“對外開放”的廣度、深度才有了實質性突破和發展。毛澤東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我國各項事業的奠基人,也是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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